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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迎财神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大年初五，正是迎财神，破五穷的好时节。农历正月初五，民间俗称“破五”。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一天又有哪些讲究呢？旧时，正月初一到初五有很多迷信禁忌，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年俗里一般不允许搞卫生，扫地只能在屋里扫，垃圾先放在屋里拐角处。在过了初五之后，这些禁忌即告解除，故称“破五”。泛泛东风初破五
“破”是打破、突破的意思。正月初五，又称“破五节”，其宗旨均意在"破除"。旧时，正月初一到初五有很多迷信禁忌：如不能做新饭、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动针线、不能打扫卫生、不能打碎东西等，在过了初五之后，这些禁忌即告解除，故称“破五”。这天又俗称"泼污"，即从大年除夕夜开始存留的污水、垃圾可以全部倒掉清除。破除各种禁忌的“破五节”其实也是在宣告：“年”走了，不用忌讳了。正月初五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避邪免灾的同时，把“晦气”“穷气”“霉气”从家中赶走。同时也是店铺开张、祭祀财神的日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的期盼。破旧迎新
破五，是送穷神、迎财神的日子。破除旧日的窘迫，迎来新的美好生活。财，是人们最质朴的需求和愿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节。财神，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神明之一。为了迎接财神降临，人们在初四晚就会备好丰盛的酒席，供奉羊头鲤鱼，寓意吉祥、年年有余；还要鸣放鞭炮，把“霉气”从家中赶走，财神才会下凡显灵保佑我们来年发财致富，过上更富足、更美好的生活。俗话说：人心近道，财自近人。财神爷喜欢到其乐融融的家里去，一家人互帮互助，常做善事，财神自然喜欢你，让财运围着你转，这就是和气生财的道理。有道之财，方可保人平安；走正道、有良心的商家，人们信任它，财运也会跟着它。财神给我们带来一年满满的好运，而美好的生活，则由我们用双手去创造。破而后立
"破五”还有“破吾”之说，即破除自己的坏毛病，反省自己的过失，塑造一个新我。古人说：三十而立。意思是说人到了三十岁，就应该具备能力去独自坦然面对一切困难。这里的“立”，需要一定的岁月积淀，哪怕一个人是少年老成，哪怕他天赋异秉，也需要经过多次的“破”，无数的“试错”阅历，才能有机会去打开那扇紧锁的门，获得新的发现去修炼去成长。小鸡破壳而出，打破旧有的阻碍和桎梏，因而得以获得新生；蝴蝶破茧而出，在痛苦的蜕变中让柔弱的羽翼丰满坚强起来，从而飞舞于万花丛中。“破釜沉舟”可以彰显我们的内在意志，人生历程中总会面临变革与挑战，安逸的环境对人来说既是温柔乡，也是英雄冢，打破这个束缚却有可能获得新生，唯有勇于突破，才能开创一片美丽新天地！求财纳福，
是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
今天，拜了财神，
求得财神给我们的新年带来好运。
今天，
也让我们互道一声“恭喜发财”，
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偿所愿，日子越过越好。
愿所有人，
牛年吉祥，牛气冲天！
“牛”年如意，财源滚滚一整年！
“财”的发展和演变“财”是我们通常所指的“钱”，也就是货币，它是人类经济生活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是用作交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账单位的一种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
“财”的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化转向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经济学通常规定“一般授受性”为货币的本质。一般授受性是指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所具有的、人们既愿意支出（即“授”）又乐于接受（即“受”）的特性。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进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和构建，其最初的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时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如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也就是说，贵金属作为货币，其正当性即“一般授受性”，是以其自然属性为基础的。
商代贝币，中国最早的货币。最初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后又出现骨贝、铜贝等。其中，充当货币最普遍的天然海贝为“齿贝”，腹部带有槽齿，背部隆起，又称“货贝”。
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中，刻画有原始人类以物易物的交易场面。曼德拉山岩画是世界最古老的艺术珍品之一，堪称“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年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和元、明、清各代，记载了当时的经济、文体、生活情景和自然环境、社会风貌。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条块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货币形态从纯粹自然物到金属铸币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第一，这是人类理性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人类选择所依靠的正是工具理性，即从人类自身的需要出发，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可计算的、有目的性的考量。第二，这一过程不仅体现着人类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还体现着人类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它不仅在意识层面对自然物进行“去自然化”使之成为观念中的货币，而且开始在物质层面对作为自然物的金属进行熔炼、铸造、雕刻等加工，使之部分地失去原有的“自然面貌”，更多地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第三，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基础要么来自自然物的稀缺性，要么来自贵金属的天然价值。不难发现，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特性，具有天然性。就此而言，以自然性质为价值基础是货币古典形态的显著特征。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咸丰重宝，当五十及以下计值称为“咸丰重宝”，高于当五十计值称为“咸丰元宝”，以区别于小平钱“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当十钱虽然是咸丰大钱中计值较低的品种，但是由于铸造时间早、流通区域广、版式最多，无一不在咸丰大钱中占据首。
图分别为唐代丝绸之路的商业货币、唐宋元明清各朝的方孔铜钱、战国时期齐国刀币，以及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宋代的“交子”。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注意到，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作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历史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到人类货币观念的扭转，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这里藏着英国最多的财富，英国央行金库内景。英国央行是英国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主要负责设定利率，发行纸币和维护英国货币信誉。英国央行也是世界上最大*金持有者之一，有两层的地下室用来储藏*金。
信用的创造：现代货币的理性化特征
纸币与贵金属的完全脱钩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被抽离，货币职能将仅仅剩下流通工具一项。然而，构成货币的“正当性”即“一般授受性”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是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后者由价值基础决定并且是前者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货币的价值基础被抽离，货币就不能充当价值尺度，货币的流通手段也就不具有实际意义，货币的“一般授受性”更无从谈起。信用货币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信用货币的币材价值低于其作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甚至没有价值，只凭借发行者的信用而得以流通。这就意味着信用担保取代了货币之前因与贵金属挂钩而具有的价值基础，从而为流通手段提供了保证并和流通手段共同构成了信用货币的“一般授受性”。如果进一步追问信用担保的根据，那么，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们对此货币的信心；二是货币发行的立法保障。对货币的信心源自对发行者信用的信心，立法保障来自发行者的管理和监督。信用纸币是只能由*府发行并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两个条件都指向主权国家的*府信用，这是信用货币“一般授受性”的唯一基础。国家信用祛除了贵金属的天然价值而成为货币的“正当性”来源，是货币新的价值基础，也是货币的新“魔魅”。
信用货币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将继续担任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和媒介。然而这并非说明货币的理性化进程到达了终点。事实上，这一进程不仅没有结束，而且一些业已出现的重要的经济现象为我们理解这一进程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
欧元塔楼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总部，欧元的诞生地，以巨大的欧元符号为标志。
货币理性化的两个未来走向
货币未来的理性化走向，可以根据货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理性化完成程度的不同，得到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形式不变、内容上实现的理性化，即“超主权方向”；二是内容不变、形式上实现的理性化；三是形式和内容上都实现了的理性化。后两者共同构成“去主权方向”。
首先分析“超主权方向”。就形式方面来说，从原始实物到金属铸币再到纸币，货币经历了从纯粹自然物到半自然半人工物再到纯粹人工物的过程，货币形式中的自然成分越来越少以至于消失，这是人类理性对货币不断“去自然化”的结果。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纸币仍将是货币的主要形式，所以货币的理性化进程就只能发生在货币的内容层面。纸币的最终内容是信用货币，信用指向一国*府或金融管理当局为之提供的信用担保，所以信用货币等同于主权货币。如前所言，信用货币的“魔魅”就在于由主权国家为之提供权威信用担保，使之能够被人们认可、接受和使用。因此，对信用货币在内容方面的“祛魅除魔”就理所应当地指对主权信用担保的超越，也就是说，新的货币形态可以不以主权国家为之提供信用担保就能够充当流通手段。换而言之，新的货币形态在形式上延续了信用货币载体“纸币”，而在内容上对信用货币进行“去*治化”操作，抽去了作为其价值基础的信用来源，这种理性化操作的结果就是一般所言的“超主权货币”。
“超主权货币”的产生有其现实原因。首先，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人类经济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世界性的统一市场，资本、人力、商品和知识愈加趋向无障碍的流动，出现了对区域性乃至全球统一货币的诉求；其次，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各国经济活动已不再仅仅为本国*治服务，而是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货币更加倾向依附市场主体而非主权国家，多种主权货币反而在客观上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顺畅运行；另外，通过对“特里芬难题”的反思，人们认识到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运行中，任何一种主权货币都不能作为国际清偿货币，否则个中弊端迟早会引发经济体系的崩溃，更稳定的金本位或者更超前的“货币联盟”都可作备选方案。
目前，世界流通性最高的，使用率最高的就是美元，因为很多国家会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美元在国际交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强势货币中最强的货币。
经济学家们对“超主权货币”的构想有很多种，也提出了多种方案，但目前付诸实践的只有欧元，因而是唯一可选的分析对象。就形式而言，欧元仍然保留了纸币的形式，显然不存在理性化的进展;在内容层面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般认为，信用货币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其以价值基础为底的“一般授受性”，而这取决于发行国主权的强制力和信用程度；信用货币在此等同于主权货币，其价值基础来源于国家主权的信用力量。国家主权*治上的权威性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以及人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同感，决定了国家主权是强大的信用主体，拥有强大的信用力量，能够支撑货币的顺畅运行。但欧元并没有主权信用作为担保，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治工程，在巨大的*治变迁中诞生的欧元最大的弱点恰恰在于*治：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弱*治性”货币。欧元满足信用性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明确的发行主体，这个主体拥有自主的资源和资源处置权，能够担当该货币的最后贷款人。在现行市场预期的基础结构中，一个统一的*治实体是信用货币的既定前提。对欧元来说，这个前提尚不存在。欧盟的现行机制决定了它离国家联合体相差甚远，尚无可能成为有独立主权性质的集合体，难以产生如国家主权那样的强大信用力量。在一个*治实体下，它的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资源总存量（经济总量）是货币的实物基础和最后担保。对欧元来说，名义上的最后贷款人是欧洲中央银行，而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的发行主体，却不是欧元真正的信用支持主体，而由于欧元是“没有*府”的货币，所以并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即使欧洲中央银行被这些国家授权来承担这个责任，也由于自有资本及其储备太少而不可能担此重任。此外，学界经常讨论的支撑欧元的与美国经济不相上下的经济存量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欧元区距离“欧洲合众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对各成员国加总的经济存量需要谨慎估计。
综上所述，从价值背景上看，欧元几乎建立在一种悬空性的虚拟价值基础之上。然而理论和设计上的缺陷并没有影响欧元的发行和流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使用者，也基本都将欧元看作信用货币。那么就要追问，如果承认欧元是一种信用货币，作为其一般授受性基础的信用担保来自哪里？
美元是国际*金市场上的标价货币，因而与金价呈现负相关。假设金价本身价值未有变动，美元下跌，那金价在价格上就表现为上涨。
所谓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实质上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包含了*治、经济、文化、外交、公民认同程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是随着这个国家的成长而日积月累地自然形成的。欧盟的信用，一方面来自理论，即欧盟各成员国将自己的货币主权让渡给作为单一共同体的欧盟，欧盟因此在理论上拥有了各国货币主权相加的总和，尽管这不是主权信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欧元的信用基础；另一方面来自现实，即欧洲发达的经济、愈来愈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统一货币的诉求，以及欧洲自古以来对*治一体化的追求，和对未来以欧元为纽带实现*治一体化的展望和信念。就此而言，欧元的信用基础是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以协商和协议的非自然方式创造出来的人为产物。
欧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和法定货币地位的超国家性质的货币，在货币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不以主权国家作为信用担保，其信用基础超越了主权国家，在内容层面取代了基于价值理性的主权国家信用。经过以“超主权”为形式的“祛魅”，欧元将自身建立在了一种人为信用的价值基础之上，成为货币理性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节点”。之所以称之为“关键节点”而非“新的历史阶段”，是因为它的价值基础仍然来自于信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属于信用货币。但它又是一种新形态的信用货币，创新了货币的价值基础形式，为货币实现理性化的新历史阶段开辟了道路，可称之为“后信用货币”或者“人为信用货币”。
就货币形式而言，纸币对金属货币的取代并不意味货币“去自然化”的进程走到了终点，因为实体货币的最大自然属性即其物理存在并没有消失，只有把物理存在都否定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去自然化”。据此推之，“去实体化”或曰“去实物化”就应该是货币理性化在形式方面的最终发展方向。
希腊民众表达希望退出欧元区的诉求。没有银行业联盟，没有转移机制，没有监管体系来保证欧洲货币体系的正常运作，欧元区从诞生之初便烙上了众多瑕疵。再加上成员国之间较大的贫富差距，穷国想过富日子的情况比比皆是，为绵延数年的希腊脱欧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非实体或非实物化的货币形式已经初现端倪，各种各样的电子币便是典型代表，例如银行电子货币、大型网站自行推出的百度币、Q币，以及网络数字货币比特币、莱特币等等。由于这些货币摆脱了实物形态，只以电子信号的形式存在，故一般也称之为“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在形式上把货币的理性化进程推到了极致，然而历史经验说明，货币形式的理性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货币理性化进程在内容方面所呈现出的态势。就内容而言，银行电子货币是纸币的电子形式，Q币等则以企业信用为担保；它们实质上仍是信用货币，在内容上没有任何相对于信用货币的理性化推进。
在此以比特币为例对这种新货币形态进行分析。学界对于比特币的种种议论，无论褒贬抑扬，起初基本上是围绕“比特币能否算作货币”而展开的。随着比特币的合法身份在一些国家被逐渐承认，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认可比特币是一种货币，转而集中讨论比特币能否成为未来的主流货币。
比特币摆脱了“传统信用”的约束，其发行和流通的全过程完全建立在密码学原理的基础之上，通过数学运算来形成约束和规则，整个过程相当于由全体用户进行保证和“背书”，以此取得所有参与者的信任，通过得到用户的认同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扩张。
以网络技术与大数据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