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艺术已不是一个传统绘画突围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视觉图像的范畴，因为绘画本体与图像已不足以回应这个时代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各种尖锐、矛盾性的问题与困境。
对于当下的时代，我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判断。首先，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社会，未来也必将进入“奇点时代”（SingularityEra），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如历代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一样，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思想变革。其次，则是法国当代著名科技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所判断的负人类纪（TheNeganthropocene）。文化艺术在这个语境之下，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它的多维性与跨学科性，要求其必须与哲学、*治乃至科学等学科一起回应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一、艺术可与哲学同位，共同撬动这个时代的思想
西方启蒙运动打破了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哲学这一文化之王。正如罗蒂所言：“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认为是在保证和揭示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提供的认识论主张。它想根据其对认识和心灵本质的独特理解来达到这一点。”[1]特别是在理性主义的泛滥下更是巩固了哲学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进入后人类社会，未来也必将进入“奇点时代”（SingularityEra），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如历代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一样，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思想变革。
在后人类社会（Posthuman），其实是一种主体的转型，或者说它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不仅仅是技术变革，更是思想变革，它在哲学的内部意味着，进一步在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解构笛卡尔、康德等传统哲学所捍卫的人类主体主义哲学。
它更多的不是突破人类的范畴，而是一种思想上对人何为“人”的谱系式的再革命与再思考。它不是简单的与此前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概念简单的相互区别、叠加与增殖，而是在科技的现实推动下挤，不得不从多重主体的语境中，去撬动当代思维方式的质变。是一个关于人何为人，以及谁能思考以及思考什么的参照系的坐标变化。而哲学未必能给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
笔者以为，哲学并不高于艺术，在远古的时候甚至艺术才是真理的源泉，而如今，在我看来，它们是平等的。艺术不一定有哲学那么严谨，但是其思想性却未必弱于哲学，他们共同在思想上构成了我们对自我时代的把握。
在哲学自身发展的内部逻辑中，哲学也步入了后哲学文化之中，它不在具有文化之王的地位，这种尴尬处境，就好像一个封建社会的国王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继续存在于民主社会一样。
《攻壳机动队》剧照
再则，从哲学的功能性上来说，哲学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功能，艺术也有，而艺术所具有的绝大多数功能，哲学则未必能取代。正如罗蒂所言：“如果我们还有勇气抛弃科学主义的哲学模式，而又不像海德格尔那样重新陷于对一种神圣性的期望，那么不管这个时代多么黑暗，我们将不会像我们的前辈求救于牧师那样求救于哲学家，相反，我们将求助于诗人和工程师，他们是能为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供崭新计划的人。”[2]
此外，任何接近真实与理性的一切途径，都是真理主体的一种，在这一层面，艺术也一样。它甚至是一种极为例外的真理,是美性的真理，视觉的真理，非理性的语言真理，更是纯粹形式世界的思想真理。
在理性主义的悖论中，后哲学文化下，艺术家与诗人，将大有可为。艺术与哲学，艺术与思想整合的时代，正在来临，艺术将与其他学科一道，确立巴迪欧所谓的这个时代的“事件的共存”[3]
艺术虽不高于艺术，但是哲学思维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思想的创造力，以及对艺术的判别力与鉴赏力，反过来，艺术是哲学的翅膀，放飞哲学的想象。殊不知，人类需要理性思维，也需要诗性思维。戴维森甚至认为“非理性的东西”[4]才是理智进步的本质因素。故此，天地万物，任何学科，都不是孤立的，本身就是整体的，只不过当我们从某一角度去看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月相”罢了，其本质都是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精神。
RefikAnadol（土耳其）《数据库之梦》
二、艺术当下的文化*治学，将开启新的启蒙时代
对于艺术与*治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理解既不同于马克思，也不同意罗尔斯等一系列的*治哲学家。笔者认为，艺术既是最后的*治，也是*治的第一现场。*治是最残酷的艺术，也是最为本质的艺术。但是*治绝不是艺术本身，正如艺术绝不是*治本身一样。
有的学者认为艺术是第二*治，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如此其实是把艺术拉低了，出现了学科之间的等级划分的问题。我更倾向于把艺术在*治层面认为它是一种文化*治学。
在此，我们要注意区分文化*治与*治文化这两种是有着本质性差异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治，它在当下具有开启新的思想启蒙的时代作用。特别是当代艺术，它既是*治发生的第一现场，也是*治教育的第一现场。艺术是思想的事情，也即是*治的事情。
当下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疲软与新权威主义的沉渣泛起，不仅仅是全球*治的内部变革，同时也是*治哲学，文化*治学，以及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向。正如本雅明早先所洞见的，将美学与*治之间的关系简化成在某些艺术家与*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单一的关系，是毫无道理的。而我国当代艺术当中的*治性问题，恰恰就在此上没有一个学术上与实践上的认知、反省与行动。
正如笔者在《批判还是起义：试论当代艺术的*治“困厄”》所言：“如果当代艺术的*治指向，还只是停留在揶揄、嘲讽过去意识形态范畴，那是极其落后的艺术策略了。因为它忽视了*治的本质性变化，跟不上历史最前沿的变奏，或者说与这个时代*治、精神状况脱节的艺术，必将只是自娱自乐的艺术罢了。这也是国内“艳俗”艺术走向内部塌陷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曾经的先锋价值与精神深度。85新潮一批人，在历史机遇的馈赠下，已经获得广泛的声誉与成功，但是他们中的很大一批人目前在精神上的懒惰，在勇气上的缺失，在智慧上的不足，特别是艺术市场已经将他们的“光辉”消费殆尽了。等待着他们的必将是21世纪艺术史的反省与‘淘洗’。他们在八九十年代，创造的艺术风格，已经成为了美国艺术评论家KimLevin（吉姆·莱文）所评判的‘沙发型艺术’，其实与装饰画已经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了。”[5]
艺术有利于我们在*治本体之外，解开对自由的钳制，普及普世价值，此外也有利于后自由主义语境下的社群主义的发展。
例如，当下的公共艺术，我认为便是“群社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现代社会结构当中的典型代表。
社群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它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治现象和*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是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他或她所在的社群决定的。因此，社群才是*治分析的基本变量，用公益*治学代替权利*治学是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
“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桑德尔、麦金太尔、沃尔策、伊茨约尼等，尽管这些思想家之间观点也很不一致，对罗尔斯的批判的维度也不太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面向，那就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