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继续为大家讲述毛老师的丁亥年趣闻
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二个丁亥年（下）
话说多年前，成吉思汗的铁骑，在东克高丽，北扫俄罗斯再西征匈牙利之后，又挥师南下，收拾南宋王朝的残余势力。金戈铁马，势如破竹。踌躇满志的成吉思汗，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雄师在泸州神臂城下，却受到顽强的抵抗。在抗击元军的过程中，曾有过刘整，梅应春先后降元的挫折，但泸州军民在神臂城下，仍与元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神臂城几次失而复得。这次惨烈的斗争，一直坚持了34年。年守将王世昌殉难，神臂城终于陷落，南宋的历史也就名存实亡了。
一年多后，即年4月，右丞相陆秀夫背着南宋幼帝蹈海而亡，南宋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上述神臂城即我们所说的老泸州，与镇子上隔河相望，再加上雄踞的来龙山的优势，镇子上就成了这场持久的泸州保卫战的重要支撑点。“镇子依托来龙山制高点，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是哨口，运输上是通道，转运兵员、武器、粮草物资，是捍卫神臂城的南岸基地。”（引自《泸州史志》。）
到了镇子上，当然要去看哥哥姐姐们当年上学的老校址，泸男中的校址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茂密的桂圆林。泸女中的校址还残存着一些。残存部分是有清一代“一门三武举”的杨氏老宅。抗日战争时期，杨武举的后代，毅然把自己的住宅滕出来给泸女中作校舍，实属难能可贵。杨宅的大门、厅堂虽破旧不堪，但仍然显露出一种威势。我们参观这里的时候，恰好距泸男中和泸女中迁离此地六十周年。上百年的老宅，如任其灰飞烟灭，实属可惜。参观完毕，已经快下午六点了，于是就打道回府。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六哥六嫂和琴姐又告别泸州，返回宜宾住了两天，到成都去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不知道能否有下一次的大聚会？
同胞手足几十年没有这样一个不缺的聚会了。在我的记忆中，十八年前，三哥琪姐七十大寿，靖弟宇华因有事，未能来泸。前年靖弟七十大寿，琴姐因远在石家庄，也没来成。上述两次聚会，人员是到得最齐的了，但都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遗憾。
这次聚会的“一个不缺”，其实包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隐痛：在三哥琪姐七十大寿之后，静庭兄、瑚姐、琪姐、立三兄和泽民兄都先后逝世。静庭兄长得英俊帅气，极具亲和力，我一直把他当亲兄长对待。他做事干练有魄力，如果不是命运的不公，凭借他的才华，他完全可以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年他辞世时还不到60岁，我因工作繁忙，未能到宜宾去吊唁，写了一幅挽联，交给琪姐带去，表达我的哀思：肝胆相照，情胜手足；宠辱偕忘，义薄云天。
静庭兄去世后一年多，琪姐把瑚姐接到泸州来散散心。我一有空就去琪姐家陪他们聊聊天，打打麻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天，她突然病倒了。琪姐、玲医院，医院就起不来了。那段时间，我和琪医院守护。医院住了十来天，诚忠、王珂就把她接回宜宾去了。这一去又成了我和瑚姐的永诀。我印象中的瑚姐乐观开朗，是丧夫之痛彻底摧毁了她的身心，还是早已潜伏着致命的疾病？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琪姐的逝世非常突然。年12月2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听到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我翻身起来开门一看，是张杰和晓浓。晓浓没轻没重地说了一声：“妈死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简直把我炸懵了。我立即陪他们去喊林华宗，再一起乘车赶到琪姐家。琪姐安详地躺在床上—她永远地睡了。三哥正六神无主地站在琪姐身旁，简单地交谈几句之后，我立刻返身下楼，打的回家去取几件文具，又掉头去通知玲姐和立三兄。当我们赶到时，琪姐的遗体已抬到楼下属于建筑公司的一块空地上停放着，几个热心人正在忙碌地布置灵堂。大清早，悼唁的人就陆续来了，下午，什邡、自贡、宜宾的亲人也赶来了。四哥、六哥、靖弟嘱咐我写一幅挽联，我立即构思录下：
园丁魂，松柏志，植遍地桃李，携后进新学，春蚕到死丝方尽；
舐犊情，山海恩，抚同根花萼，养幼苗弱枝，蜡炬成灰泪始干。
上下联的后一句原稿不是这样，后根据刘其先的意见，把原来句子换成了李商隐的这两句诗，不过内容倒也贴切。在不了解情况的人看来，上下联的语义有雷同之嫌。实际上，它们表述的意思各不相同。上联写的是逝者生前作为教师的师德和业绩，下联写的是逝者生前作为长姐和长辈对弟妹及晚辈的关怀。关于琪姐，四哥在他的《遥寄九姐》一文中，有声情并茂的描述，我就不再多说了。
但还想补充一点，96年深秋，我去看望她和三哥，我对她说：明年我们到自贡、宜宾玩一趟吧。她的回答使我不知所措＿“我还活得到明年吗？”她又反过来对我说：你已经退休了，倒可以抽时间到成都、什邡、自贡、宜宾玩玩，再拿二十年给你活，就了不起了。我在她生前最后一次去看她，晚饭后我向她告辞，她对我说了一句令人揪心的话：你以后要常来，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天，反正有空你就来！看来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很清楚了，而麻木的我，反而心想，说得那么悲观干啥？但她的声音微弱而悲凉，我是感觉到了的。不久就发生了张杰、晓浓半夜敲门传噩耗的事。不过琪姐走得很平静，没有受到长期的病痛折磨，这对于生者和逝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但愿我今后也是以类似的方式离开人世，既减少了自己的痛苦，更避免了给亲人和晚辈带来太多的麻烦。
立三兄的情况，多少可以印证我的这种想法。从年起，立三兄就处于经常卧床不起的状态，每次我去看他和玲姐时，他都是躺在那张单人床上的，还不断地哼哼着，玲姐对他大声说，元康来了，他嗯了一声又继续哼哼着。当时他己经八十多岁了，我总是想，人老了，身体状况差些是自然的。但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先是到诊所病房观察治疗，又返回家里静养，再转到泸医附院。这样反复折腾了一年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天，是躺在小三租住的房子里的，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停地发出令人撕心裂肺的呼叫，玲姐和他们的子女一个个都束手无策。这种剧烈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油干灯草尽，才走到了尽头得以解脱。立三兄是音乐界的名流，号称“川南王”，他的《秋色横空》，曾响遍年代川南的中学校园，由李则林作词的《春风》其哀婉凄绝，类似贺绿汀的《秋水伊人》。
他的作品，也绝非都是凄凉悲切，《中华男儿血》就是一首充满豪情的抗日歌曲，而《我家门前有条河》等，极富生活情趣，给人以欢快温馨之感。他搜集整理的《撵野猫》更是一首奇特的民歌。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表现了青年农民的恢谐撒泼，有一种强烈的野性之美。可惜这首歌的知识产权早已被人剥夺去了。有些人还利用这首歌去获奖争利，也太过分了。考虑到王大哥一生淡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玲姐和侄辈们也懒得去打这场知识产权的官司了。
关于立三兄，我还有话可说。他是解放前的某年和玲姐结婚的，那时他已近30岁了。他第一次来我家苦竹林时，我和靖弟还在读小学。因为他的脸较长，调皮的四哥私下里叫他“马脸”，隔壁的么爷么娘则叫他王音乐。使我好奇的是他带来的一架风琴，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脚一蹈，手一按，就能发出奇妙的声音。立三兄还会写艺术字，他编写了一本艺术字集，是自费出版的，我记得内容是当时的中小学生必唱的《党歌》和《总理遗嘱》。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艺术字，我惊奇地发现字还可以用这种不按横平竖直的笔势来写，而且很好看，每一页的字都像一幅图画。例如第一页的字，组成一个圆形。立三兄叫我认，我左看右看，对他说是“尚黑欠可可”立三兄说，这是“党歌”两个字，你把它念成五个字去了。虽然闹了笑话，但也的确开了眼界。有一次母亲病了，病情还颇为严重。王大哥果断地叫来滑竿，医院治疗，并亲自护理，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了。母亲也很喜欢这个女婿。经常在亲友面前夸奖他，说王立三如何能干，如何会处事。听者也随声赞扬。在同辈中王大哥是长者，对我们兄弟姐妹多有关照。
刚解放时，哥哥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只有我和靖弟陪母亲留在苦竹林，想工作呢，年龄太小，想读书呢，已无经济来源。年泸州师范要办一个“师训班”，王大哥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我才重新进入课堂，开始了新的生活。靖弟出来得更迟，据他给我说，也是靠立三兄和玲姐的帮助，才得以从农村出来，到泸州一中读书。对此，我们兄弟俩都是心存感激的。
而这一切，在以后的几十年，立三兄和玲姐都从未提起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爱无言”吧！但是，立三兄也不无得意地说过：你们兄弟姐妹我全都教过。这句话基本正确，从九姐十姐起到我，姐弟八人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时间，上过他的音乐课，而恰好后来成了他的音乐同行的元靖，没有当过他的学生，所以，立三兄的话只能是“基本正确”。
泽民兄是年去逝的。在此以前的几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尽管医疗条件很不错，但最终也没有挽回他的生命。得到他去逝的消息，我们四川的亲人都很悲痛，但路途遥远，琴姐和她的子女们也主张丧事从简，我们都未能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只是以打电话的方式来表达哀思。此前，在泽民兄病重期间，六哥、王珂、晓钟代表我们在川的亲人，去石家庄探望了他。
从琴姐带回的录像上，我们可以看到，泽民兄对六哥一行的到来非常高兴。从一次家庭筵会的几个镜头上，我们看到了泽民兄举杯，贵军、六哥相继讲话的情景。六哥、王珂、晓钟的石家庄之行，的确是非常及时的，它给重病中的泽民兄以及琴姐和贵军、莲湘、小胖、小秋等带去了极大的安慰。我和泽民兄只有过四次交往，第一次是年，我带着毛凯到北京他家去玩。第二三两次是他和琴姐回川探望亲人，第四次是年，他和琴姐到深圳莲湘处过冬。他没有大官的架子，却有长者的风范，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谨以上面几段文字，表达我对近二十年来逝去的亲人的怀念之情。
贵阳之旅
六月中旬，靖弟打电话来，说是他和宇华要到贵阳去，约我一同到贵阳，并特别说明，这也是毛琦、徐开胜的意思。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并按照他的嘱咐，立即打电话订购了三张泸州＿贵阳的机票。大概是21日吧，元靖、宇华到泸州，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打的去了机场。本来应该是10点过起飞，那知天不作美，贵阳正下大雨，飞机不能起航，等了两个多钟头，飞机终于来了。55分钟后安全着陆。开胜、毛琦和牛牛早已在机场等候了。上车后直接开往餐厅，一大钵田螺，一小甑米粑及另外几样菜，都有贵州特色。我吃了好几块米粑，牛牛则对田螺情有独钟，面前的螺壳堆积如小山，仍然津津有味地吃—其实他吃得并不多，小山似的螺壳，里面的肉加起来最多二两真正的名不符实。
关于贵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其知之甚少。一提起它，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穷山恶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这些极具贬义的词语。在现代史上我只知道出了一个叫何应钦的大官，似乎也不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
贵阳因位于贵水之北而得名。贵州的山确实多。汽车在街道上行驶，你会看见前面是山，仿佛已经到了城边，但再往前走，方向盘略微一搬，又是宽阔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到底是省会，和泸州、宜宾、自贡等城市比较起来，贵阳确实要气派得多。车子由北向南行驶了半个多钟头—并没有堵车，才到了开胜的住地—湘雅楼。这是一群气势不凡的电梯公寓。
开胜一家住在十楼，从阳台上极目远望，如果不是远山挡住了视线，半个贵阳城都能尽收眼底。贵阳的景色有其特殊的魅力。青山环绕，绿水穿城而过。市区的公园如黔灵公园、河滨公园、森林公园、花溪公园等都很有名气。据说，黔灵公园最大，可惜没有去过。花溪公园秀美如画，年代，周总理、邓大姐曾到这里游玩过，公园入口处悬挂着他俩面带微笑的巨幅照片，使人再一次看到了半个世纪前这两位巨人的风采。
离花溪公园三五十公里，有一个好像叫青瓦乡的小街，是布依族聚居之地。小街很有特色，建筑全是老式的，没有一幢现代式的楼房。小街两旁的商店，摆满了各色各样的极富民族特点和地方风味的商品。价钱也不贵，我花了几十元买了好几样小玩意儿，还包括两套童装。使我不解的是进这条小街还要买门票—每人30元。五个人，得花元才能进去，太有点敲竹杠了。我们正踌躇间，一个农妇到徐开胜前嘀咕了两句，就带着我们从另一个入口处进去了。我问开胜是怎么回事，开胜说，给她30元，把我们带进去。原来如此。
没过几天，朱新天和毛羽也来了。他们是到香港旅游后赶来的。贵阳是朱新天的老家，他的哥哥和其他一些亲属都还住在贵阳。我和朱新天的接触不是太多，当我在王井第一次见到他时，觉得他的身材外貌很像傅彪（当时傅彪还健在）。
他们的到来，气氛就更加活跃了。在贵阳的日子，过得很充实。上午，徐开胜最早起床，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就上班去了。接着是我和元靖、宇华起来，吃现成的糕点。宇华下楼买菜，我看书报，元靖则去画油画。其余几个仍蒙头大睡，待他们慢慢起床，已快到中午了。下午的时间，或上街购物，或到近处的景点游玩。
晚上则随便看看电视，聊聊天，搓几圈麻将，很久没有过过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了。新天、开胜、毛琦在贵阳的熟人很多，有极好的人缘。经常有人邀约到高档餐厅吃饭，当然也盛情邀请我们几个老辈子同去。有一次，徐开胜一个学生的家长请去吃饭，地点在一个规模不大的餐馆，酒菜的规格也不算高档。东道主只有父女二人，父亲中等个子，不善辞令，不停地招呼大家吃菜饮酒，女儿20岁左右，矮矮的个子，长得很清秀。
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了一个大概的眉目：女儿在艺术学院就读时，曾得到开胜的关照，毕业后，开胜又通过自己的关系，在安顺给她谋得了一个不错的工作，父女俩当然对徐老师感激不尽，这次谢师酒也算是他们的一点心意。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关键时候，老师对学生的关怀和照顾，学生和他的家人是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月底，又有一次平坝之行。平坝县城离贵阳多公里，开胜的父母住在那里，他们还在平坝买了一套房子，都得去看看。两位老人都是纯朴的农民，开胜把他们接到城里居住，生活、就医都方面得多。老人对于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开胜的父亲身体还很硬朗，其母健康状况略差。开胜、毛琦新买的房子还未装修，房子高朗宽敞，特别是同房屋面积相等的屋顶，具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平坝县的确是名实相符，车在群山中穿行，不时会出现一片开阔的平地，这在多山的贵州，实属难得。
谁说贵州“地无三里平”？平坝县境内就有多处纵横近十里的平地。其实，上面引述的有关贵州的一些贬辞，都是值得商量的。在贵阳我们就遇到过五六天不下雨的天气，说贵州多雨是事实，而“天无三日晴”的说法，则是夸张。“人无三两银”说的当然是旧社会，但那时无三两银的人，遍布全国，岂止是贵州，况且当时的贵州也不乏万贯家产的豪门巨富。
古代确有一个夜郎国，那是“汉时我国西南地区的古国名。约在今贵州西北、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地区。”因此，把“夜郎”作为贵州的代称，有失公平，也不符合史实。至于“黔驴技穷”则是文学家杜撰的一则寓言故事，是当不得真的。
七月初，徐开胜有五天的假期，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决定作一次较长途的旅游。目的地是湘西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动身的头天晚上，传来凤凰桥倒塌的消息，我们都担心会不会影响这次行程。徐开胜胸有成竹，告诉我们：没关系，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我们到的第一站是铜仁市，这个被当年评为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的地级市，给我的印象极差。汽车在偏街小巷艰难地前行，两旁堆满了垃圾和废弃的建材，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宾馆。宾馆挺不错，幽静、整洁，我和靖弟的住处还有一个小休闲室。当晚，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向目的地—凤凰急驰而去。铜仁位于黔西，离湖南边界已经不远了。一进入湖南，就隐约感到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贵州略有不同，贵州的山是清一色的黛绿，而湖南的山则五彩纷呈，山势也较平缓一些。刚过中午，就到了凤凰，在大家七上八下地搬运行李时，毛琦突然发现一个行李箱不见了。这么大的一件东西怎么会丢呢？毛琦一回忆，早上是牛牛拖着箱子下楼的，大家也没管他就到收银台结账去了，然后又各自拿着行李上了车——肯定是上车前牛牛把它给丢了。
怎么办？当时想到的是立即与铜仁宾馆联系，询问箱子还在不在，但手里没有该宾馆的电话号码。又到现住宾馆查询，也查不到。箱子里装的又是必需用品，万万不能放弃。唯一的办法是回铜仁去找。朱新天又开车返回铜仁，天黑前果然把箱子找回来了，大家都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
这件事，使我对朱新天产生了一种由衷的赞赏之情，像他这样当姐夫、姨爹，真的难能可贵。凤凰是一个小县，县城的旧建筑完整地保存着。这是个文化名城，也是一个旅游胜地。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大画家黄永玉、民国第一任总理（实际上民国第一任总理是唐绍仪，）熊希龄的故乡。我对沈从文的故居特感兴趣，去参观了一番。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四合院，是沈从文的祖父任贵州提督时修建的，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
跨进大门是一个小天井，两边是住房，正面是客厅，客厅挂满了字画，由张充和撰写的一幅对联，挂在沈从文遗像两侧，书法秀丽娴熟，不愧出自大家闺秀之手。可惜我没有把它的内容它记下来。书者是张兆和的妹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她的“望江南.凤凰好”我把它记下来了，现抄录最后两首如下：其一、凤凰好，沈墓面沱江，更喜在山泉一脉，路人来止饮清凉，相对话麻桑。
其二、凤凰好，渡口暮归鸦，忽听爷爷呼翠翠，一时诗画幻奇霞，何处笔生花。词中提到的沈墓，当然是沈从文之墓，沈于年逝世，他寂静地躺在凤凰城东南的沱江边上已经有20个年头了。沈从文是乡土文学的巨匠，他的长篇小说《边城》、《长河》被国际文坛推崇备至。但他本人在解放后因一篇小文章得罪了当时的文坛权贵而受到了近半个世纪的冷落。
身居高位的郭沫若、茅盾骂他是“无耻文人”，连他的挚友丁玲也在不同的情况下骂他。这几个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厄运，但直到晚年他们的处境完全好转之后，也始终没有只言片语对沈从文表示过歉意。连周扬都不如！逝世后，他所在的单位不知道该如何办理他的后事，只好请示中央，答复是：按副部级规格办理。算是得到官方的肯定。
“小城故事多”，凤凰县的名人轶事，独特的风土人情，古朴的民居院落，看不够，说不完，就此打住吧。
凤凰县曾被称为“小南京”，大概是说它商业繁华吧。而今的凤凰老街，仍然是商贾云集，游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宇华、毛羽、毛琦热衷于那些有独特风味的小商品，流连于各商铺之间，我和靖弟则把兴趣转向书店，各买了两本介绍湘西民俗的书籍和画册。
我们也干了一件蠢事：考虑到出来一趟，应该给至亲好友买点纪念品，就到位于虹桥的一间银铺，分别买了几件项链、手镯之类的银饰品，又在一条小街看到一种用英文标明“俄眉嘎”的球形挂表，外表古朴乖巧，元靖花80元买了一只。再往前走几十步，又有一处在卖同样的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以60元买了一只。走到另一条小街，又看见有人在卖这种表，这次我们是不打算买了，但仍然好奇地靠近问价砍价，卖方答应40元一只，见到转瞬间价格就减少一半，于是元靖又买了两只，我们心满意足地回到住所，细细把玩之后，各自把东西塞进包里。买这些“宝贝”我们花了近元，拿回家后，分赠亲友。
过了些日子，首先是挂表坏了，以后又验明银器是假货。其实，我和靖弟对这类玩意儿都是外行，不识货，又偏要去买，不当“冤大头”才怪。
湘西的旅游景点颇多，但门票都贵。例如乌龙山一张门票元，八个人就得近千，除了高山流水，民俗风情，不就是多了一段剿匪的历史吗？这个“冤大头”可不能当。于是，新天、开胜分别开着车子，一前一后沿着丛山峻岭间的公路，“信马由缰”地欣赏自然风光。这确实是个好点子，沿途山水都是自然生态，绝少人工痕迹。靖弟、新天都是摄影爱好者，发现哪儿的景致特美或特别怪异，就停下车来，照几张像，然后又驱车前行。看够了，玩够了，又把方向盘一倒，回到凤凰。
在凤凰住了两个晚上，开胜的假期已经过了三天了，清早起来，上车向贵阳方向开去。在湘黔交界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用楷书竖写“湖南贵州”几个大字。大家都兴致勃勃地下车到碑前留影。我也去照了一张，我把左脚踏在湖南二字下，右脚踏在贵州二字下，以示一步跨越两省之意。徐开胜干脆爬上石碑，坐在上面，透出雄视两省的豪情。
车到贵阳已经快九点了，宇华问我累不累？我说有点累。其实，外出旅游，不能光想到散心、开眼界、赏美景，看稀奇，品风味佳肴，还得有吃苦受累的思是常听到一些旅游归来的人说吗：真是拿钱买罪受！不过，现在的交通方便，各方面的条件都和过去不同了，“找罪受”的情况也就不多了。回贵阳后过了两天，又到回川的时候了。
这次是乘火车回宜宾，开胜托人给我们买了卧铺票，火车正点应是下午六时出发，但不知什么原因，又耽误了半个小时才启动。害得几个送行的晚辈在车站久等，我们一再催他们回去，但他们坚持要火车启动后才离开，惜别之情令人难忘。
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写写画画，串缀成了这篇短文。内容拉杂自不必说，文字也了无情趣。年纪老了，文思枯竭，也无可奈何，只能如此而已。（本文结束请继续
